2006年2月，公安部发出命令，授予台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应中华“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表彰他在“打黑除恶”一线斗争中，不为各种威胁、利诱所动，屡立奇功，展现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对公安事业的无限忠诚。
　　应中华用汗水、智慧在刑警道路上留下了一串串坚实的脚印，而在这些荣誉背后，有着无数鲜为人知的辛酸和危险。8月17日，应中华和记者聊起了那一幕幕早已被时间定格了的惊险画面。      

　　如果问我，工作怎么辛苦、怎么危险，这叫我从何说起呢，20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或许对这份辛苦和危险早已感到麻木了吧，觉得除了责任更重一些之外，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称道之处。
　　昨天晚上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件，我凌晨2点多赶到现场，等全部工作完成后，天已大亮，这对我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
　　刑侦工作有着它自己的特殊性，它是和犯罪分子离得最近的一种工作，是一种一线斗争，甚至有时还有一些你死我活的味道。犯罪分子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之后，为了逃避打击必然会使出种种手段来对付刑侦人员。我在刑侦支队支队长的岗位上干了10年，早已成为了那些犯罪分子妄图“征服”的目标，各种手段可谓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但作为一个人民警察我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责无旁贷！
　　要说在这10年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还得算是打掉“王超黑社会团伙”的那次战役。这个案子是公安部督办的涉黑大案，那次行动可称得上是惊心动魄，光是抓捕，我们就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国。
　　说起对王超案的关注，那还得从2000年四五月份发生的一系列故意伤害案件说起。当时，在台州市椒江区连续发生了数起聚众斗殴、故意伤害案件，但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在发生那么多案件之后居然无一受害人向警方报案。当时我就在想，这些受害人是不是屈于某种压力而不敢声张？或是这些受害人本身就“不干净”。后来发生的一个案件让我觉得这一系列案件似乎有了眉目，因为其中不少受害人本身就已经是我们警方重点关注的对象。
　　2001年1月17日下午4时左右，黄岩国际大酒店门口，早已被我们锁定为恶势力头目的陆俊鸿被一年轻人用长约30厘米的尖刀刺中腹部，陆俊鸿当场鲜血直喷瘫倒在地。
　　这起案件的发生让我感到，又有一股黑恶势力正迅速在椒江膨胀，此案的发生极有可能是新壮大起来的黑恶势力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而向昔日的“老大”开刀。
　　为了能尽快将这种嚣张气焰打下去，也为了能尽快求证自己的想法，经过一系列的排查，当天晚上，我们就将隐匿于椒江某宾馆内的行凶者王国祥、倪官明等4人一举擒获。
　　人是抓回来了，可这4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在突击审讯中，他们要么就谈自己在外面的风流韵事，要么就告诉我们某天在外面赌博输了100多元，想方设法地回避那起刚刚发生的故意伤害案件。
　　“必须要让他们如实交代。”经过讨论，我制定了审讯方案。在诸多证据面前，王国祥和倪官明终于交代了部分事实。据他们交代，之所以会用刀捅了陆俊鸿，是因为陆俊鸿曾在饭桌上当众奚落王国祥。而倪官明对陆俊鸿独断专横的做法也早心存不满。于是几人一合计便打算干脆将其除掉。
　　对于他们的交代，我认为这起案件绝不会就此简单。我在刑侦岗位上干了20多年了，各种各样黑恶势力分子也接触了不少，就凭他们几个的一时冲动就敢向 “老大”出手？我看不见得。当时我就判断，如果没有人给他们撑腰，即使有10个倪官明或王国祥也不敢向陆俊鸿动手的。而这个真正的幕后黑手，来头一定不小。
　　当时正值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始，我觉得这是个将案子一查到底的最佳时机，于是逐级向上作了汇报。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中我也充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我觉得这股新的黑恶势力已经相当壮大，如果不尽快铲除，必将给一方平安带来威胁。
　　随着调查工作的全面开展，一下子很多我认识的或是我不认识的人都浮出了水面，而他们找到我的目的都是为了送礼给我，然后请求我放弃对这个案件的侦破工作。这个“幕后黑手”还真是神通广大，我们这儿才刚刚有所行动，甚至连他姓甚名谁都还不知道，他居然已经把“说服教育”工作做到我的头上来了。
　　对于这些说情的、送礼的我当然是断然拒绝，并且也反复关照家里人，要对这些“糖衣炮弹”一概回绝。然而，这些送礼的人似乎并不死心，送过来的钱物呈几何数增长，从最初的2万一下子猛增到了50万。最后，有人甚至带来口信，只要放过他们“老大”，可以把“老大”二分之一的资产给我。
　　犯罪分子居然公开想用钱来收买我，他们越是这么堂而皇之，我越是觉得要加大办案力度。
　　“记得2001年的一个晚上，有人提着东西往家里送。我们家老应本来看上去就比较严肃，一看居然有人把‘工作’做到家里来了，当时他的脸就变得铁青铁青。”应中华的妻子施琳红说，应中华向来最痛恨这种贿赂行为，在他看来这是犯罪分子气焰嚣张的一种表现形式！
　　当晚，应中华连夜起草了一份文件，要求加大力度尽快铲除这伙为非作歹、称霸一方的恶势力。这样的夜晚，作为妻子的施琳红感到既熟悉又陌生。她告诉记者，闲暇时，应中华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不但对她体贴入微，对孩子更是呵护有加。他们家是社区里出了名的模范家庭。但一有棘手的案子，应中华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为了工作可以几天几宿地风餐露宿，有时偶尔回家，洗完澡连饭都来不及吃便又出发了。

　　不久之后，经过排查，我们很快将目标锁定在一个叫高立平的人身上。这个人原来是椒江平安联运站的法定代表人，后来入股景行运输有限公司，他主要负责团伙的日常管理工作，是一个炙手可热的“大管家”。
　　2001年5月25日，我们在椒江某休闲中心楼下将高立平擒获，他交代了是一个叫王超的一手策划了这起刺杀案件。
　　高立平的被抓，对王超来说震动不小，因为他掌握着大量关于“王超团伙”的犯罪事实。气急败坏的王超开始公开向公安部门叫板，声称要把我给“灭”了。
　　这些都是他们的惯用伎俩，说得土点儿就是软的不行来硬的，毕竟干了这么长时间的刑侦工作，对这些人的心理状态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声称要整死我的人也不是一个两个了，说句玩笑话，我是被吓大的。
　　一边和王超斗智斗勇，另一边我们的证据收集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到2001年的5月下旬，调查取证工作基本结束，多项证据直指王超涉嫌领导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强迫交易、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敲诈勒索、故意伤害、偷税漏税等多项罪名。
　　短短几年之间，王超几乎垄断了椒江海门港码头的运输业务，称霸一方。1998年5月，周某承包了台州经济开发区电信大楼工地填土项目，王超等人强行上门要求分包业务，遭到周某拒绝。5月23日，王超命手下李金富携数名打手在天龙卡拉OK厅内将周某砍成重伤。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该马上对王超进行抓捕。”我当时一下子就冒出了这样的想法，我感到彻底铲除王超团伙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正当我们全副武装直扑王超的居住地时，王超却跑了。
　　这可怎么办好呢？刑侦工作就讲究一个心细，我觉得应该从王超的关系网上寻找突破口。在之前的调查取证中，我们得知王超有两个姘妇，一个在宁波，另一个在河北。王超跑了，而找到她们两个成了最终抓获王超的关键。
　　当时我提议分兵两路直扑宁波和河北。然而还是没有发现王超的行踪。就这样一直等到了2001年的6月份，有消息传来，王超在武汉出现。我们几人连夜奔赴武汉市，但又被王超提前一步逃脱了。8月中旬，消息再次传来，王超在深圳出现。这一次，我们终于将王超抓住了。

　　以我20多年积累的刑侦经验来看，这种涉黑案件虽然繁琐，但只要一心钻进去，最终破案应该只是个时间问题，倒是一些流窜犯罪案件，如果不能及时侦破，最后很可能会成为积案。这就要求刑侦人员必须做好平时的点滴积累，加强自身对案件的判断能力。
　　2002年1月11日中午，4名歹徒在椒江凤凰公园边的银座信用社门口，利用事先放置的空心管，将刚从银行提取完现金，打算驾车离开的事主陈某的车胎戳破，趁事主下车换轮胎之际，窃走车内100万元现金后逃跑。
　　这起案子的发生，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于是我们迅速组成了“1·11”案件专案组。
　　在对案情进行分析后，我觉得这是一起比较典型的流窜犯罪案件，涉案人数在3至5名左右。而从他们的犯罪手法来看，这几人很有可能有前科。
　　专案组顺着我的这条思路迅速展开了排查工作，很快各种证据指向了安徽阜阳籍人员袁振峰、李春星、张健康、吴巨录等4人。
　　专案组于2001年1月23日将袁振峰擒获，袁振峰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交代了团伙其他3名成员的下落，专案组分别于当年3月23日、4月17日将潜逃在外的李春星、张健康、吴巨录等人抓获。
　　“在‘打黑除恶’斗争中，应中华始终处于斗争的风口浪尖，承受着巨大的威胁和诱惑。”应中华的部下余顺广告诉记者，在严打斗争中，应中华牵头捣毁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团伙多达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924人，同时也得罪了不少“重量级”人物。
　　当然对于自己的工作作风，应中华有着自己的认识：“在其位就应该谋其政。作为一名人民警察，绝不能有辱使命。”
　　其实我知道我的工作很危险，在王超案中，他们想置我于死地，而在其它很多涉黑案件中，众多的“黑老大”都视我为眼中钉，何尝不想把我拔掉？但我也知道，作为一名人民警察，心里应该时刻装着群众，装着工作。从事刑侦工作虽苦虽累，但只要案件破了，群众满意了，我们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人物简介：
　　应中华，1981年参加公安工作，现任台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他先后荣立公安部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两次；2002年被评为全省优秀人民警察；2003年被评为全国“严打整治”先进工作者；2004年被评为台州市第二届劳动模范；2006年获“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